1979年6月的一個悶熱下午，上戲四樓的會議室里悶得幾乎喘不過氣。正當討論還在持續，55歲的張可突然身體前傾，額頭重重磕在桌面上。會場霎時安靜，只剩同事驚慌的呼喊：“快叫救護車！”七天七夜的昏迷之后，她醒來了，卻再也無法熟練閱讀和書寫。從那一刻起，這位在講臺上談莎士比亞時神采飛揚的教授，被迫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賽道，而陪在她身邊的是已歷劫兩次、頭發花白的王元化。
張可的病倒，像極了命運的調撥：前二十多年里，是她寸步不離地守著患有心因性精神病的丈夫；此時，角色對調，換王元化推著輪椅，幫她握筆練字。一位同事私下感嘆，“他們的婚姻像鋼索，兩頭各掛著千斤重物，卻始終沒斷。”冷靜觀察這段關系，會發現它并非簡單的“賢妻良夫”模板，而是兩個出身相似、性格迥異又互補的人，在時代激流中一次次被卷入漩渦，卻始終選擇相互扶住。1930年代的蘇州，張家大宅院內書聲瑯瑯。張氏家族經濟殷實，長輩贊成男女同校，張可得以隨家教學習英語、法語，又因為天生嗓音清亮，常在客廳為父親朗讀莎士比亞臺詞。錦衣玉食的生活容易磨平銳氣，她卻偏偏好鉆研，從不愿空談“閨秀才情”。17歲那年，暨南大學外文系的錄取通知寄到蘇州，她帶著幾本筆記本和一雙極普通的皮鞋南下，周遭同學大多西裝革履，她仍舊一身素袍。院系老師李健吾看出這位姑娘的潛力，遞給她一部奧尼爾的英文打字稿，“試譯下《早點前》，看能不能排出來”。張可埋頭數周，譯稿交出，順帶接了第一場女主角的演出。
抗戰全面爆發后，她跟隨劇社巡演皖南、皖北、湘西，行李箱里永遠擠著莎劇選本和急救繃帶。也是在那段流離歲月里，清華才子王元化闖入視線。這位上海公子哥外表倨傲，背地里暗中加入地下黨；初見時，他用電筒照張可的稿紙，自信得像場舞臺燈光。張可并不買賬，轉身就走。后來讀到王元化刊登在報紙上的文藝短評，她意識到這個“驕傲家伙”文字犀利卻又真誠。思想的頻率對上，比任何送花更有效。可他約會的方式確實糟糕。第一次邀約去了公共租界的公園，門票竟讓張可付，令她當場黑臉。王元化回憶那天時苦笑，“當時口袋真沒錢。”張可卻欣賞他隨后坦白的態度，“真誠”二字成為相處關鍵。1948年3月，兩人在蘇州娶親。張父把女兒托付給女婿時只說了一句，“對她好，別辜負。”這種直接質樸的叮囑，在日后多舛的日子里成了王元化反復自省的警句。
新中國成立后，身份重新登記風起云涌。上海地下黨員需填寫表格確認組織關系，張可本可順勢留下名字，卻主動退回表格。她解釋給同事聽：“當年參加，只為抗戰和理想，現在理想實現，該把位子讓給更能干的人。”語氣平常，卻顯出對政治利益的超脫。隨即她受聘上海實驗戲劇學校，講授西方戲劇史，繼續整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。課余，擺在她面前的不再是蘇州繡花鞋，而是柴米油鹽——王元化更像“甩手掌柜”，家務八成都落在她肩上。1955年的春寒料峭夜里，王元化沒按時回家。張可抱著6歲兒子跑遍單位，得到一句生硬回應：“隔離審查，家屬暫緩會見。”牽出“胡風案”的漩渦令無數知識分子噤聲，王元化也未能置身事外。緊接著，家被搜查，書籍、信件、私人日記全數封存。上海戲劇學院內部批判會要求張可“劃清界限”，她起身回應，“丈夫政治問題自有組織處理，言論不該由家屬代筆。”會議室里有人私下搖頭，覺得她固執。兩年拉鋸之后，王元化被釋放，精神卻已崩折。他會突然驚叫，以為探監的審訊燈還照在眼前；會怔怔望向窗外，低聲說“他們又來了”。醫生診斷：心因性精神病。那年代藥物匱乏，主要依賴安眠藥和家屬陪伴。張可把講稿放進抽屜，蹲在床邊勸他，“安心睡，沒人要抓你。”王元化后來提起這一幕時紅了眼眶，“如果沒有她，我真不知道會變成什么。”
剛穩定幾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驟然而起。1966年7月，在上海長樂路的老房子里，王元化再次被帶走，劃為“重點改造對象”下放奉賢農場。高溫暴曬與心理高壓交織，病癥卷土重來，而且比上次更重。張可同樣被隔離，她在狹窄的房間里發燒咳血，卻遲遲得不到醫生診治，肺部留下終身病根。上海郊區潮濕的黃昏，她給自己做針線活，兩手因低燒抖到穿不進針孔，但還是咬牙把破布縫起，她說過一句決絕的話：“既然走到這里，再難也得撐。”1979年政策撥亂反正，夫妻倆終于見到了松動的天光。可厄運并未放過他們——張可的中風讓讀書寫字成了奢望，連自己筆下最熟悉的莎士比亞也只剩模糊影像。王元化靠一本冊子，從“A”到“Z”教她重新認字，像幼兒啟蒙般把字母寫得大如拳頭。有人勸他請護工，他擺手拒絕，“轉給別人，我不踏實。”那時他已是華東師大副教授，卻天天拎保溫壺，蹲在病房角落調稀粥。年近六旬的丈夫，學會給妻子梳發、系圍巾。
1980年代后期，王元化恢復教學，順帶為張可撰寫大字注音手冊。他常說，“以前她托著我，現在輪到我扛她。”夫妻在學術圈成了佳話，但同事也清楚，家里的光景并非浪漫童話。張可怒氣上來時，會把練字本朝地上一摔，王元化彎腰撿起，拍拍灰，又把筆塞回她手里。偶爾情緒失控，他仍會幻聽，張可反倒伸手握住他，“別怕。”兩個人的病痛像兩根繩結，被反復拉扯，卻彼此纏得更緊。2006年8月，張可在晨練時心臟驟停，走得很寧靜。喪禮選用白百合，不擺挽聯，理由簡單，“她不喜歡繁冗排場”。王元化面容憔悴，卻堅持把香案擺正，自言自語：“她生前怕吵，焚香要慢一些。”兩年后，王元化臥病，醫院提出創傷性搶救方案，他數次擺手，“插滿管子不是我要的樣子。”臨終前他只留下薄薄兩句話，囑托子女：“保持尊嚴。”
回看這段跨越半個世紀的婚姻，易于觀察的標簽是“賢妻”與“才子”，然而更值得注意的，是兩人在風浪中對彼此主體性的承認。張可選擇退黨，是基于獨立判斷；王元化堅持陪護，是出于道義自覺。這些決定放在當時并不輕松，卻讓兩人以難得的平等姿態走完共同人生。無論外界如何評說，“不離不棄”在他們那里從不是口號，而是一連串無聲行動：搬磚頭筑爐子、夜半喂藥、再累也要把被角掖好。正因如此，張可與王元化的故事遠不止“苦情”一詞，而是一份冷峻又堅定的雙向承諾。